塞林格：天真与经验之间

十月 16,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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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te] 这是我为我责编的新书《塞林格》写的微信公众号文章，原本计划在“读库”公众号发表。但是新媒体编辑表示这篇文章对书本身的突出不够，让我对行文思路和结构做大的调整。我意识到我一开始就没有把书卖给仅有一时兴趣的读者，或者会因为一篇推荐头脑发热下单的读者的想法。让我最初写下这篇文章的，就是解答“为什么要读塞林格”的企图。公众号上发表的新版本满足的是营销的需要，必然起不到回答这个问题的作用，因此我把文章提前发表在这里，以免回头有人认为我在“抄袭”公众号上的那篇在这个版本基础上彻底改写的文章。（抱歉我还是做不到不承认那个该死的自我及其意图）

塞林格：天真与经验之间

“J.D.塞林格花了十年时间写《麦田里的守望者》，余生都在后悔此事。”

这是口述体传记《塞林格》的第一句话。虽然塞林格似乎没有明确公开表示过自己后悔发表《麦田里的守望者》，但他确实没有再续写霍尔顿的故事。这个基于塞林格生平和性格作出的判断也反映了一个事实：这部出于对本真的追寻和赞美而写的小说，可能也是二十世纪被误读和附会得最多的作品，而且迫使塞林格在余下的写作生涯和个人生活中不得不反复耗尽心力，寻求欲望与纯真、自我与开悟这些命题之间的答案。

《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塞林格

塞林格出生在1919年，“咆哮的二十年代”到来前夕。1920年到1929年的十年，西方各国经济繁荣，美国更是借助新技术和汽车等新消费品的大规模生产，成为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双料世界冠军。塞林格的父亲从事肉类和奶酪进口生意，让家庭过上了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生活。

文学研究者们普遍认为，《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在纽约的经历，多数来自塞林格自己的生活经验——出入纽约那些全国闻名的剧院和高档百货商店，是他幼年生活的一部分。而霍尔顿在潘西预科学校成绩平平，只在英语课程上出类拔萃，也可以说是塞林格本人在他父亲安排他上的那些私立学校里的准确写照。

塞林格的父亲很少出现在他的生活中，塞林格也对父亲赚钱的方式不以为然，据说在向别人提起自己的父亲时，说他是个“骗子”。同时，按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说法，当时犹太人在美国的社会地位也不高，这让身为半犹太人的塞林格颇感困扰。父亲的缺席、优渥的家境可能很早就让塞林格喜欢上了在独处中与自己对话以及投入写作，而通过写作自立和被上流社会承认的愿望让塞林格对父亲及其生活方式的反叛情绪更加强烈地表现出来。

所以霍尔顿·考尔菲尔德才会用“虚伪”来形容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人。这是塞林格在纽约上西区、上东区居住，辗转于高级私立学校时的体验。和中央公园的鸭子一样，本真在中产阶级生活中的稀缺难觅给塞林格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塞林格的父亲认定儿子需要纪律和意志方面的锻炼，于是在1934年把他送进福吉谷军校。我们在《塞林格》中将看到，面对不同的讲述对象，他对这段经历可以表现出喜爱和厌恶这样截然相反的态度。但在让塞林格摆脱公园大道的中产阶级生活和父亲的左右这方面，军校无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从军校毕业后，塞林格打了几份短时间的工，并上了写作课程，开始在杂志上发表作品。他的执念之一是在《纽约客》上发表。1941年，他写了霍尔顿回纽约过圣诞假期的故事，情节和《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与萨莉约会那段很像。他把故事定名为《冲出麦迪逊大街的轻微反叛》，寄给《纽约客》。《纽约客》原本打算在十二月发表这篇圣诞故事，但12月7日，日本袭击了珍珠港，美国宣战。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一个高中生不如意的圣诞假期的故事，发表出来似乎有些琐碎而不合时宜，于是这个短篇被撤下了。

和美国许多青年尤其是犹太青年一样，珍珠港事件后塞林格立即报名参军，由于身体原因，战争初期他负责文职工作。入伍使他和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中断了来往，乌娜转而在1943年夏天和卓别林结婚。类似的事情发生在很多美国士兵身上，但塞林格很可能终身为此耿耿于怀。乌娜是他心目中纯真的化身，却嫁给了时年五十多岁，成名又多金的明星，由此带来的打击变成了塞林格一生的执念和课题，也多少体现在《麦田里的守望者》的追问中。

1944年，塞林格作为反情报部队军官，参加了盟军在诺曼底的登陆。这时他已经写完了《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六章，手稿就揣在军服口袋中。他所在的团参与了欧洲战场几次以惨烈著称的战斗：诺曼底战役、许特根森林战役、突出部之战，人员损失率超过百分之二百。但在压力和危险都空前巨大的环境中，塞林格还是一有空就掏出纸笔来写作。可见，说塞林格视写作为生命，并不算夸张。在写作《麦田里的守望者》的同时，他还完成了多个短篇故事，并寄回国内发表。1944年到1945年之间，他写的短篇故事都以霍尔顿以外的考尔菲尔德一家或他们的朋友为主角。

1946年12月，《纽约客》终于发表了被搁置五年的《冲出麦迪逊大街的轻微反叛》。这让塞林格离知名作家又近了一步，同时也让他改变了想法，他从此只想在《纽约客》发表小说。之后几年，他给《纽约客》的投稿只有一部分被接受，但这些文字中有很大一部分最后都进入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1948年，他在半年内成功发表了三篇短篇小说在《纽约客》上，由此获得杂志的按年预付稿酬合同。这意味着塞林格加入了美国当时杰出作家的行列。

塞林格在《冲出麦迪逊大街的轻微反叛》发表后就搬出了公园大道，在远郊找了个僻静住所专心写作。1950年秋，他在那里完成了《麦田里的守望者》。1940年他在给写作老师的信中，就提到他在创作一本自传性长篇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无疑就是这段为期十年的写作的成果。塞林格在小说中借霍尔顿的见闻写下了他的青少年生活、对本真的肯定与追求、对生活和艺术的看法，这是对他一生探寻的阶段性总结。但同样的说法也可以用来形容很多作家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并不必然预示作品会成功。稿件刚开始遭到了《纽约客》的拒绝，出版后在书评界也是好坏参半。

批评者认为这本书“作者性”太强，太过自我，霍尔顿的见闻和独白单调沉闷。赞赏这本书的人则认为塞林格写出了一个聪明、敏感的年轻人鲜明的反叛。大概由于《纽约客》这个“第一志愿”一开始否定了这本书，塞林格对书的销量没有什么期待，或者说他宁愿这本书不要激起什么水花。他要求出版社不给杂志寄样书，在得知样书已经寄出之后，他转而要求出版社不给他转发任何书评，而且决定放弃一切宣传。他自己参与的唯一谈论这本书的活动，是接受了把《麦田里的守望者》选为夏季主推书的“当月之书读书会”的采访。书上市之后卖得越好，他越是闭门不出，甚至和许多熟人断绝了来往。连想要找塞林格谈谈改编可能的好莱坞大导演也吃了他的闭门羹。

这里，一个问题浮现出来：如果塞林格真的不希望这本书被大众读到，为什么被《纽约客》退稿后不把手稿拿回家锁进抽屉，而是转手把稿子给了出版社？一个可以自洽的解释是，塞林格正确地预见到这本书是会被出版的，他以写作立命的需要也要求他继续出版，这样才有可能继续写作。但他的自负大概导致他认为这本书会变成那种被文学研究者和专业写作者买回去鉴赏、模仿的小众作品，根本不会被大众所理解，连平装版都没有机会出（美国图书出版习惯和我国的不同，小说一般先出硬皮精装版，销量好的书才会出平装版，这点和我国相反）。

也有可能，塞林格身上就是存在遗世独立和受人崇拜这两个矛盾愿望的冲突。霍尔顿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一开头，就站在山坡上远远观看比赛，好像离同学越远越好，看哪个同学都是傻乎乎的，对他们爱搭不理；但回到纽约，他却会为得不到女友、老师的理解和认同而痛苦万分，在这之后才会注意到他们的“虚伪”。在后来的隐居中，他一方面像恶龙看守财宝一样紧紧地控制着自己的公开信息和外人对作品的使用，另一方面又懂得在打官司时主动联系《纽约时报》的记者来为自己造势。或许在他内心深处，对外界打扰的厌烦和对声名的喜悦是并存的。但我们今天只能停留在这种猜测上，因为《麦田里的守望者》是塞林格唯一的长篇，也是唯一一部让我们能够窥视他完整内心世界的自传体小说。

隐而不归

《麦田里的守望者》意想不到地畅销。短短半个月内，这本书已经五次加印。媒体不停地谈论这本小说。此时，塞林格正在纽约市区的公寓里试图写一篇新小说《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1951年11月，他通过经纪人把稿子交给《纽约客》，结果遭到退稿。在《麦田里的守望者》取得巨大成功，报刊上的赞誉连篇累牍的这个时刻，退稿的打击也许就显得更为猛烈。“志气消沉”的塞林格有了离开喧闹的纽约专心写作的想法。

1953年，他终于在康涅狄格州找到这样一处所在。同一年，他从自己已经完成的几十篇短篇小说中选出九篇，包括《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组成自选集《九故事》。这九篇故事的主人公不是在故事的最后自杀，就是始终在心里掂量着自杀的念头。这是因为本质上说，这九篇写作和发表于1948年到1953年之间的短篇小说，都是塞林格在给二战带给自己的心理创伤找一个出口。在欧洲战场的战斗结束后，塞林格在德国一家医院住院，治疗“战斗疲劳”，也就是今天的心理治疗师称为创伤后应激综合征的心理疾病，但他显然没有完全痊愈。

和连篇的自杀描写相对，对儿童的描写或者儿童视角是贯穿《九故事》的另一个突出特征。相对于塞林格在小说中描写的西摩、埃洛伊丝、沃尔特等等这些被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摧垮的成年人，儿童似乎能更清楚地看到和面对这个世界的真实，乃至给成年人提供了慰藉和指引。带着这个观察回到《麦田里的守望者》，或许可以认为塞林格在1940年开始构思的时候就已经抱着这样的想法。以他的父亲——一个靠垄断定价权牟取暴利的进口商的得力干将——为代表的成人世界，是塞林格深切地拒斥的，而战争的丑恶更加深了他对这个世界的否定。

所以塞林格在小说中为自己选择的形象是霍尔顿，甚至在现实中，他也让霍尔顿代替自己表达对事物的好恶，仿佛霍尔顿真的存在，而且说出话来比塞林格本人更有分量。有的评论家认为，战后的塞林格已经拒绝了进入成人世界。当他面对的变成成人的压力过大时，他就会选择让自己的化身，通常是霍尔顿或者西摩，选择死亡（在几个短篇中，霍尔顿是一名年轻士兵，在二战战场上失踪）。

在隐居几年后，塞林格越来越受到禅宗的影响，或许禅宗的“无我”思想与他拒绝承认成年的自我，从而远离成人社会的需要不谋而合。《九故事》中，格拉斯家族的几个兄弟姐妹开始渐次登场。这个家族的兄妹七人里，老大西摩和老二巴蒂先后成为塞林格的思想化身，弗兰妮和祖伊则是他为自己保留的本真和天真的代表。西摩虽然在《九故事》的第一篇《逮香蕉鱼的好日子》里就已开枪自杀，却以回忆和日记的形式不断出现在格拉斯家族的后续故事里，以战争和禅修的经验指导弟弟妹妹们，后者的困境，大概是塞林格所看到和体验的，保留天真的愿望与成长和被战争摧毁的成人社会之间强烈而不可避免的冲突。

因此，我们不妨借用威廉·布莱克那部组诗的标题“天真与经验之歌”来概括和理解塞林格的四本主要作品。《麦田里的守望者》是本真的宣言，《九故事》是塞林格与成人世界的极端接触的经验总结——他为了逃离父辈的虚伪而加入军队，却在战争中看到了不加掩饰的残酷。

塞林格的第三本书《弗兰妮和祖伊》由短篇《弗兰妮》和中篇《祖伊》构成。它明显地体现了这种天真与经验的并置。《弗兰妮》最初发表于1955年，写的是格拉斯家族的小妹弗兰妮在周末与常青藤盟校的男友约会时所经历的精神危机。《祖伊》的故事发生在《弗兰妮》的同一天，但小说写成和发表是在两年之后。弗兰妮的危机实质上是本真在面对世界的不真诚时的疲惫和不知所措，她感到配合这种不真诚的表演使她疲惫万分。而祖伊给出的经验的药方实际上仍然来自西摩：在“表演”中追求某种完美，而且是按自己的标准。放弃对自大的“自我”的强调，但在修行中找到合乎人性理想的真正自我。

在这两部并置的小说中，天真与经验达成了精彩而令人感动的和解。或许在借祖伊之口说出那些安慰弗兰妮（本真之我）的话时，塞林格也终于找到了让自我、艺术和经验得以共处的方法。但冲突的消弭可能也不幸地造成了他后来的沉寂。

塞林格的最后一本书同样是两篇小说的合辑：《抬高房梁，木匠们》和《西摩小传》。《抬高房梁，木匠们》和《弗兰妮》发表于同一年，因而在故事和主题阐述间还保持着恰当的平衡。这也是塞林格已发表小说中，唯一让西摩以外的格拉斯家族兄妹六人全部亮相的一篇。在这篇小说中，塞林格探讨的是爱、宗教、家庭之间的关系。虽然过着隐居生活，塞林格显然并没有忽视人与人的相互联系的重要。在借《祖伊》与个人生活和解之后，塞林格似乎又借格拉斯家族的团聚而认可了家庭的重要。

《西摩小传》是1959年发表的，这篇小说塞林格写得尤为艰难，发表以后还受到了不少批评。小说全文都是巴蒂对大哥西摩的回忆，而且没有什么明显的时空或逻辑顺序。塞林格或许是出于他对本真性的坚持而采用了这样的写作方式，但实际上这让他的写作变得更加困难，因为不同于回忆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物，塞林格是在让一个虚构人物回忆另一个虚构人物，要实现这一点，只有把两个人物都变成自己的文学自画像。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读完《西摩小传》后，很多读者都感觉到巴蒂就是西摩，或者巴蒂已经变成了西摩——他们都是塞林格的自我剖析。

而因为格拉斯家族的父亲和母亲只是两个名字，从未在小说中起什么实质作用，真正塑造了格拉斯家族的弟弟妹妹们的，就是西摩和巴蒂——极为相似的大哥和二哥，所以不论这是或不是塞林格的有意安排，我们都可以认为格拉斯家族七兄妹代表了塞林格的不同侧面。通过全方位地描摹西摩，塞林格有可能是在梳理自己的创作理念，同时为这本书护封上预告的格拉斯家族成员故事的进一步展开做准备。但由于《西摩小传》是最后一篇公开发表的格拉斯家族小说（如果不计入1965年堪称灾难的《哈普沃思16，1924》的话），读者更容易把它当作塞林格对西摩、因此也是对自己的文学化总结。

塞林格隐而不归的时期，从1953年开始，到1963年以《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合辑出版为标志的实质性结束，正好十年。从1965年起，据说塞林格仍然笔耕不辍，但再没有新作发表。

以事后的眼光来看，塞林格的沉寂早有端倪，也是他的写作理念和方法的必然结果。

把四本书按照年代顺序排列，会发现场景和人物复杂度从《麦田里的守望者》到《九故事》在上升，而从《弗兰妮与祖伊》起就剧烈下降。《九故事》里有更多塞林格成年后游历欧美各地、从事多种职业的经验痕迹，而他隐居后小说的场景立即变得单一和日常。《祖伊》开头占了近四分之一篇幅的情节都发生在浴室里，只有祖伊和格拉斯太太的来回对话，不习惯独幕剧形式的读者多少都会有一种类似于关禁闭的体验，但这说不定也是塞林格心绪的下意识写照。他隐居在新罕布什尔州科尼什，已经下定决心远离名利场，但不知不觉间也远离了他曾经熟悉的生活。

而他的写作本来是需要这种生活的。如果本真只是孑然独立，它和“虚伪”完全断绝了关系，本真的意义又是什么呢？它的存在如何证明呢？《麦田里的守望者》和《九故事》里，塞林格用自己的本真审视经验，借人物的情绪和举动说出经验对天真的影响。而随着他的生活越来越围绕着他头脑中的观念展开，1957年的格拉斯一家也逐渐变得理念化。到这时，用来审视塞林格本真的只能是读者自身的经验了。塞林格的睿智加上他独特的经验，仍然能让他的绝大多数读者获益匪浅。但获得“开悟”的愉悦，在塞林格后期的作品中愈发难以获得，而且也越来越依赖非个人的二手经验。读者要理解塞林格的本真，多数时候都要依赖同时作为过滤器和屏障的他人解读。霍尔顿和早年的塞林格，会为此感到遗憾吗？

读懂塞林格

塞林格对不被打扰和不被忽视的双重需求，促使他在用文本代替自己话语的同时，也热衷于在故事中尽量地表达自己。在短暂的大学生活中，他曾经在宿舍里兴高采烈地谈论自己的欧洲经历，吸引了六七个素未谋面的同学，让他们甘心坐在狭小的房间里除了听故事以外什么也不干。没有任何照片或者画作记录下这番情景，但这个场景是塞林格最准确的文学肖像。世上很少有人能把前半生过得像塞林格这般精彩，更少有人能有他这样的才能，把精彩的人生移植到考尔菲尔德和格拉斯两个家族形形色色而又高度统一的人物群像身上，变成让人愿意一读再读的故事。

生活中的愤懑和苦难被塞林格转化成看似玩世不恭的语言风格和引人深思的问题。他前半生的丰富似乎远远超过四十多年实际时间跨度的容量，这些经验被转化成不加矫饰的话语，让它们能够被尽量真实、完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而对这些经验的思考和辨析使它们超越了作者的个人感悟，成为对普遍人性的思索，从而能够引起几代人的共鸣。

这样的特质使《麦田里的守望者》成为一部连接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与后五十年的作品。出版之初，最欣赏它的是和塞林格同龄的三四十岁的人，他们一边想方设法不让家里的中学生看到这本书，一边自己惊讶于阅读时由作品的透彻和真诚而感受到的愉悦。而那些终于搞到这本书的中学生，则在它的感召下，由五十年代的“沉默的一代”成长为反叛体制和争取个人权利、强调个人选择的青年，掀起了六十年代的文化风潮。

但同时，随着社会渐渐远离那个塑造了塞林格的年代，《麦田里的守望者》也越来越容易遭到误读。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几起枪击案就是典型的例子，几次事件的共同点是凶手都不同程度地表露出，他们受了这本书的影响。其中，枪杀约翰·列侬的马克·查普曼就明确表示，《麦田里的守望者》代表了他的宣言。事实上，他只是从中摘了一个句子。这些人的谬误在于他们并没有真的理解塞林格所要表达的主题，也没有读过塞林格其他的作品，而只是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找到几处脱离上下文的表达，当成自己固有想法的佐证。很多风行一时的作品也都遭到过类似的误读，堪称畅销书的诅咒。这种误读的根源，大概还是在于对任何书的描述都无法做到全面无遗，当读者和写作者的语境距离远到一定程度，辨别作者的表达目的和自己的固有想法就会变得困难。

在美国，取决于当地的保守程度，《麦田里的守望者》通常要么在学校的必读书单上，要么在不允许阅读的名单上。但它的文化影响现在看来更像是出于阅读经典的传统，它和书单上的其他书好像只是一种相互证明的关系，而不再代表一个明确的阅读理由，连塞林格本人也成了《梦幻之地》（Shoeless Joe）这类小说里的符号，仅仅代表一个不愿意抛头露面的名作家，而不是塞林格自己可能愿意代表的霍尔顿或巴蒂。这同样是社会逐渐远离理解它所需要的那个语境的结果。

有人收集了美国Goodreads网站上对《麦田里的守望者》的100条差评，做了一个小的线上展览，但其实大多数差评表达的都是一个意思：没读懂。在豆瓣读书的作品页面上，我们能看到的差评也大致如此。无论哪里的读者，差评不是由于理念不合，而是语境的不一致导致读者和作品没能说上话。

其实，如果我们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是二战小说，《弗兰妮与祖伊》是心灵危机小说的话，那么塞林格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比起其他一些写二战、写心灵危机的作者更深入一些，他超越了具体的事件或符号，抵达了极大或极小的灾难如何作用于人性的层面。这让他的作品超越了那些以战争写战争、以情感写情感的小说，不被具体的时代、事件所局限，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可以看作对人类状况的准确刻画。但要和塞林格在这个层面相会，需要读者跨越符号和语义层面的理解，看到作品的真正背景。

塞林格的小说主人公都说着大白话，给人造成他的文本肤浅甚至粗俗的错觉，而小说的内核却是塞林格思考、消化常人所不能理解的人生体验的结果。这种反差导致读者要读懂塞林格的小说需要做更多的功课。不过，读进、读懂一本小说的价值，正是理解特定的处境和选择揭示的、并不会时时显现也没有普遍被认识、甚至难以用文字直接表述的人性，从而可以对自己周遭的变化、所处的现实和作出的选择作出有根据、合情理的判断，这样也能避免查普曼式的一知半解下用小说“六经注我”、一意孤行的谬误。

今天，我们也和霍尔顿一样既渴望认可和理解却又害怕他人的评判，我们也和弗兰妮一样在保持自我的愿望和戴着面具演出的压力之间疲于应付，我们也和巴蒂一样惭愧于偶尔的真情流露和经常的巧言令色。我们比潘西预科的学生们更驯服、沉默，我们投入从众的叛逆，哪怕自己并不相信这伙人的立场。这一切的原因和影响，并不是三言两语可以描述清楚的，甚至仅仅表述出一个清晰的问题，都需要投入长时间和大量的思索。

塞林格的作品不是仙丹，我们并不会因为摄入了它们，就对人性有清晰完整的认识。但我们在人生中某些时刻，如果真的读懂了霍尔顿和西摩，或许能够更清醒地看到自己在做怎样的表演，是否活出了一个能直面“胖夫人”的自我。

塞林格不是仙人，更不是圣人。他的生活充满了痛苦和遗憾，他最后可能也没有得到花了大半个世纪寻找的开悟。但他的一生和作品也展示了生而为人，我们有权也可以接受、选择、理解、批判在世间的这段时光带给我们的一切。

由于塞林格本人的回避和沉默，我们今天只能从当时的报道、记录和同时代人的描述中去了解外界看到的塞林格。同时，塞林格把得到理解的希望寄托于写作和作品中，让西摩和巴蒂说出自己的想法。外显的、现实的塞林格和内心的、虚构的塞林格互为表里。因此，要跨越塞林格在小说中营造的表象，触及他的思想，我们必须了解他的一生。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从而理解他在生命中各个时期的成长和改变。如此这般，才能完成从外到内，又从内到外地读懂塞林格的循环，从塞林格的作品中获取其应有的启发。

《塞林格》相比其他对塞林格生平的描述和探讨，进了一小步的是它不仅描述塞林格的生平和想法变化，来给塞林格的作品提供理解的语境，更借助多个相关方视角、材料相互对质、印证的包围式、POV写法，为塞林格本人提供了上下文，从而更有助于读者综合地理解塑造塞林格本人及其作品的社会和历史因素。对二战、《纽约客》、八十年代美国的材料选取，更让这本传记带上了以文学论历史、论社会的“大文学史”色彩。

为了更轻松地从这本书的阅读中获得乐趣，读者可以先粗略扫读，遇到自己感兴趣的段落再放慢速度；或者，已经选出心仪的塞林格作品的读者，也可不拘泥于先后顺序，挑选和作品创作时段相关的章节阅读。我们希望这部传记能带读者认识一个更加立体和有血有肉的塞林格，也希望它成为读者认识霍尔顿、西摩、弗兰妮、祖伊，并认识生活的契机。